日期：2016-9-6（原创文章,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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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周慧超/文 杨军/摄
下午五点，阳光仍浓，德安县车桥镇白水街四周的村庄的正沉浸在一片被绿叶过滤的美妙时光里。偶尔有车辆经过，村舍前趴在地上玩的孩子挖抬起头，他看见姐姐放学回来了。不远处的田地里，爷爷和奶奶却忙得没有时间抬头张望，他们顾不上孩子是不是安全到家，因为这当口正处农忙，不努力干活，来年米缸都要空了。
这个地方似乎只有老人和孩子。
留守
留下守望该有的童年
白水街小学是德安县外距离车桥镇四公里处的一个完全小学。从学前班到六年级七个班，200多个学生和14个老师，给空旷的山林增加了不少人气。
●课堂“翠鸟喜欢停在水边的苇秆上，一双红色的小爪子紧紧地抓住苇秆……绣满了翠绿色的花纹。”上课的时候经过教室，并没有感到这与我们在城市中看到的其他小学有什么不同：同样的童音朗朗，同样的治学气氛，甚至于课桌椅都与我们在城市学校中看到的一样。虽然这些课桌椅是25名同样出身白水街小学的农民工去年春节期间捐赠给学校的，但是孩子们依然很开心。
●途中“学校地处山区，留守儿童一定很多吧？”记者问，校长朱胜贵的回答让人黯然，“不是多不多，而是几乎所有的孩子父母都不在身边。”
大部分都去了广东、福建、浙江这些发达地区，还有一些也去了县城。朱校长告诉我们，“这个学校的四个角上一直走就是四个村庄，这里的孩子就是这四个村里来的，最远的有10里路，有的孩子自己骑车，还有的就是家里老人来接，再不行就只能自己走回去了。”
今年开始，全市校车全部标准化，以往自己改装的不合规校车全部取消，有校车需求的必须引进特定类型的车辆。校车标准化是好事，但是到这里，孩子们却连最基本的交通工具都没有了。父母长期外出，家里的老人还要农忙下地，放学时间下午四点是个尴尬的时间。是让刚刚下地的爷爷奶奶再骑着摩托车跑一趟学校还是让年幼孩子走几里山路自己回家？
“我二年级就会骑自行车了，”四年级的女孩说。“我一年级就会了！”另一个孩子嚷嚷着。“我也一年级就会了！”第三个孩子也举起手说。在他们的带动下，更多的孩子站起来说他们都会骑自行车。
●宿舍考虑到孩子的上学问题，学校也为孩子安排了宿舍，这几年推倒危房建起的新宿舍也让不羊羔疯是怎么引起的少家长都放心把孩子交付学校。但是这么大的孩子能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吗？
“能！”围成一圈的孩子大声喊着。
自己洗衣服，自己洗澡，自己扎头发，自己睡觉，自己写作业……没有人专门管他们，每晚值班的老师一走，这个小小的世界就只剩下他们自己。
“热死了，”孩子们说，“我们就到操场上玩，玩到老师叫我们回来睡觉，我们就躺在床上说话，一直说到想睡觉，就自然睡着了。”
电风扇，这个城市孩子司空见惯的电器在这个地方却成了孩子们现在最迫切的愿望，因为这个又牵扯到了资金。
朱校长说，“当初建这个宿舍楼的资金全部都是我们出去‘化缘’要回来的。能建这么大已经是极限了。”房子只有这么大，但是孩子多啊，这样宿舍里总是挤得满满的，多的有八到十个人，上铺距离电风扇太近，“装个吊扇，孩子万一不懂事晚上碰到了怎么办？”
●食堂下课了，人一下子全涌出去，食堂门口挤满了来吃饭的孩子。他们手里的饭盒装着满满一盒白米饭，上面盖着一层蔬菜，“我们每天可以在三四个菜里面选一个菜，”一个男孩说话时，一个梳着麻花辫扎着蝴蝶结的女孩从他身边走过，手中的饭盒里躺着一个煎好的荷包蛋，滋滋地冒着油光。“她妈妈在家，”男孩说。或许从孩子这句简单的解释中我们看不出他有多少羡慕有多少自卑，但是他肯定看到了他和她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一个煎鸡蛋。
“她家里三个女儿”
她叫胡杨艺（化名），在白水街小学读四年级。见到她的时候，她正趴在宿舍门口的凳子上借着外面的日光写着家庭作业。凳子上除了数学书和作业本还有一个手机。
手机是很多年前的绿屏诺基亚，“老师规定我们不能带手机，”胡杨艺说，“但是我们还是有人偷偷地带来，这样才能及时和家人取得联系。”当然，她有时候也会用到手机里的计算器功能。胡杨艺的手机被很多同学所羡慕，他们没有手机，想要听到家人的声音只能等到每周三和每周五，每到这两天，他们就能再放学后回家，虽然这个家里可能并没有他们至亲的父母。
“很少”，胡杨艺瑶瑶头，“我很少用手机给父母打电话，他们都在外地……”那她想爸爸妈妈吗？“不想，”她坚定地说，“不是不敢想，也不是不去想，而是，我都忘记他们长得什么样子了。”
妈妈两年没回来，爸爸一年回来一次，双亲到底在这个十岁女孩的心中到底留下了多少印象？三年级的时候，有次作文的题目是《妈妈的爱》，胡杨艺想了很久，她在纸上写下：“妈妈爱我，每年回来都带很多好吃好玩的给我，还会带很多好看的裙子给我穿。”妈妈不知道她最好的伙伴是李佳薇南充哪家医院可以治好癫痫，不知道她长高了不想再穿稚气的连衣裙，更不知道她已经学会自己绑高高的马尾。
以前，她小小的心里并不知道课本上、习题上、试卷上为什么要出现那么多爸爸妈妈，明明爷爷奶奶才是最亲的亲人。现在，她仍旧不知道，但是她觉得自己长大了，长大了就不会去想这么些有的没的，她说自己很幸福，因为有了这么多小伙伴在一起，我们睡不着就一起玩，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聊天，“她们和我一样，”她们很相像又不像，但是她们在一起很少谈论自己的父母和家庭，也不会为了父母的突然离家而悲伤，她们只会为同伴的离开而悲伤。“最悲伤的事情，是好朋友一个一个都走了，”每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胡杨艺的朋友有的去了外地和父母一起居住上学，有的去了县城，有的去了邻近的乡镇。
“她家最倒霉，&昆明癫痫专科医院rdquo;同班的男孩淘气地跑过来大喊大叫，“她家生了三个女儿！”胡杨艺的脸色暗淡下来，她还有两个妹妹，她记得妈妈上次回来生下最小的妹妹白待了不久就走了。
平时在学校住，但是周末就要回家了。回到家，家里还有几个小孩，她不但要帮着带小孩玩，农忙的时候还要帮着奶奶做好饭菜和洗衣服。“我会生火，还会煮面，还会炒菜，他们实在忙的时候，我就会做好饭，给弟弟妹妹先吃，剩下的还要给大人回来吃。”她说自己没有觉得不公平，因为从小她就被大人教导，大的总是要懂事总是要带着小的。
“她有个后妈！”淘气的男孩还在，这回说的是胡杨艺的好朋友李佳薇（化名）。她一边追打着男孩，一边怯怯地拿眼睛偷瞄陌生的大人。李佳薇的爸爸一直在湖口打工，她一直都在外公外婆家住。她不知道为什么爸爸没有把她接去湖口读书生活，她也不知道为什么班上的男孩会知道家里的秘密，她也不知道男孩口中的话是真还是假，但是她却知道自己并不愿意被人这样中伤。
她哭了。
哭得很小声。
胡杨艺却愤怒了，她拿起课本追着说坏话的男生一路打骂，口里说的无非就是“没有，她没有，她爸爸没有。”追着追着，男孩跑了，她也停了下来，慢慢低下头。她想，或许，下次，再见到妈妈的时候，总能有个弟弟了吧。
胡杨艺和李佳薇站在一起，她们穿着红色格子的校服裙下露出一截白白的小腿，而现在这两双小腿却都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红包，“晚上蚊子太多了，又热，”胡杨艺说，“我就和李佳薇想了个办法，我们拿湿毛巾搭在身上睡，还能赶蚊子。”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大家快来看啊！树倒了！”一个小男孩在学校里飞快地窜着，大声喊出的话飞速地吸引了爱看热闹的孩子。
操场上的一颗树周围围满了孩子，校长站在中间，正在和几个孩子说话。原来是几个男孩淘气爬树，把一根粗大的树枝弄断了。做错事的孩子垂头丧气地站在校长身边。不远处李啸宁（化名）拖着鼻涕站在树下出神地看着这边。李啸宁还小，正在读学前班，他穿着一件紫色的T恤，上面写着“我吃饭，我洗碗”。其实这简简单单六个字中有三个字他不认识，但是这件衣服却让不少高年级的孩子觉得十分有意思。
这件李啸宁看不懂的衣服是妈妈从宁波带来的。宁波，同样是个他不懂的地方。从他记事时候开始，他就明白了以下几件事：妈妈去宁波了；宁波在外地很远；因为很远，所以哭闹没用，妈妈不会知道，也不会回来哄自己。
虽然每次回来妈妈都会带来不少奇奇怪怪的玩具和衣服，他总是很喜欢，带出去向小伙伴们炫耀，但是在小小的他的小小的心里，相比起时髦的玩具，他还是希望妈妈就此留在家里，给他做荷包蛋吃。
同学的妈妈在家，这是几乎全校都知道的事情，他怎么会不知道？有人来看他的衣服，他想到了妈妈，但是很快，小孩爱玩的心性迅速占了上风。校长刚走，他就和几个男孩一起又爬起树来。因为个子太小，没有办法，他只好放弃，转而在地上捡起瓦片开始刨土。
对面的男孩把土刨到他身上，他生气了，站起来和男孩推搡起来。男孩也生气了，两个人开始打架，被老师看见了，连忙制止。李啸宁停了手，走到一边自己一个玩。不一会儿，又有小伙伴加入进来，他又开始笑了。
在操场另一角，李啸宁的同学正在费力地搬动一个大筐，里面装着垃圾和碎石块。几个孩子吃力地搬着玩，好像在比拼谁的力气更大一些。李啸宁看见了，马上丢下手中的瓦片向朋友跑去。
或许孩子的天性就是开心无忧的，即使是父母不在身边，“他不是真正的快乐，”老师说，“有次上课讲感恩，很多孩子听得嚎啕大哭。”李啸宁想妈妈了会找老师借电话打给妈妈，放下电话，孩子很小声地哭了。“他们一般想爸爸妈妈只会偷偷地想，别人问起，他们也不会承认自己会想，”老师说。
放学了，5岁的李啸宁自己还不会回家，他的家在10里外的村庄里。只能走到山下，等爷爷骑摩托车来接他。考虑到孩子的看护，学校本来安排了晚自习。这个名为晚自习的时间其实和学习并没有太大关系，“写作业的写作业，看电视的看电视，其实就是家里孩子太多的话，我们每晚安排两个老师值班帮着看护一下，”朱校长说。
但是李啸宁并不参加晚自习，因为家太远，爷爷骑着摩托车来的时候会把他和哥哥姐姐一起接回去。但是爷爷也说了，假如不是李啸宁太小了，他也不会来这里特意接孩子的。等到李啸宁读二年级了，就要和他的哥哥姐姐一样，自己上学放学或者住学校了。
走到路口，看到爷爷破旧的摩托车了，李啸宁快步跑上前，站在爷爷面前的踏板上。又等了一下，姐姐和哥哥也到了，他们也熟练地爬到摩托车上坐好。爷爷埋怨到姐姐到得太晚，因为地里还有活没有做完，接完孩子，他赶紧下地继续没做完的事。就这样一辆车四个人，摇摇晃晃地开走了。
“我要去福州，我会带着小刀”
同班同学都说胡鑫（化名）是大姐大，班上男孩较少，她个子又高于同龄人，“她是我们班的老大。”
胡鑫的父母在福州打工，她去过一次，那次是和爷爷一起去的。她记得是去九江开始坐火车的，路上花了一个晚上。那是她第一次坐火车到那么远的地方，“我知道福州在另一个省，是一个很远的地方。”在那里度过的那个暑假是她最开心的一个暑假了，妈妈带她去逛了大商场，虽然没有买什么，但是她见到了一个金碧辉煌的世界，她吃到了很多平时吃不到的东西，“比饭菜好吃多了！”
胡鑫的头发扎得很好，其他的女同学都很羡慕，她说小时候妈妈还没有跟爸爸去福州的时候住在家里教她的。那个时候小，也没学会，就是这几年自己一个人练得熟练了才扎的好。“妈妈说，多吃鸡翅膀，头发就会扎得好，所以我小时候总是吃很多鸡翅膀，”胡鑫说，头发扎得好，但是胡鑫却没有漂亮的头饰，每次奶奶去县城，她总是央求奶奶给她带好看的皮绳回来，“我喜欢蝴蝶结，”她说。
去年在福州时，她遇见了同样也在白水街小学的董易（化名），那时候董易还在福州上学比她高一年级。“那天在菜市场，”胡鑫说，“我看见她和她弟弟了。”董易却不承认，“我才没有遇见你。”和这里的其他孩子不一样，董易穿着时尚，今年才回到白水街小学读书，之前她一直都是跟随父母在福州读书的。
“那边和这里不一样，”她抢着说，“我喜欢在福州生活。假如不是爸爸妈妈把我送回来，我才不回来呢。”她说那边同学都很漂亮，什么都懂，不像在这大山里，什么都没有，“我来这里和她们说我经历，她们全都不信，还说我骗人。”她不知道，在这里她被称为留守儿童，而在福州她也有一个称呼，叫“农民工子女”。
董易说完，胡鑫接着说，“我今年也要去福州，”好像觉得不完全对，她又补充道，“奶奶说过，今年我或许可以去福州。”同学们马上起哄说不信她一个人敢坐火车。马上就有要好的女孩帮她大声喊，“胡鑫会带刀的！”同学马上安静下来，胡鑫有些不好意思，“我是要带小刀，奶奶说外面不安全，我就带我的小刀上火车！”她或许不知道管制刀具不能带上火车，而非管制的刀具对于遇上坏人的小孩来说也没有什么帮助，但是她就是这样坚持着。事实上，她依赖着这把小刀。“胡鑫她平时都会带着小刀出门，放学啊之类的时候，她都带着。”
为什么要带着小刀，是什么让一个10岁的女孩这么缺乏安全感？“你说呢？”眼前的女孩倔强地抬起头反问着记者，“保护自己呗。”
“我不想去外面，我要陪爷爷”
汪斌（化名）是个女孩，虽然她的名字有个男孩样。班主任方老师很喜欢这个学生，并不是因为她学习多突出，也不是因为她多乖巧可爱，而是因为在她的身上，他找到自己的影子。
方老师在南昌读了大学，却选择回到这小小的家乡任教，他说，“这里基本就剩下老人和孩子了，不是这里需要我，是我需要回到这里。”
和方老师一样，汪斌也没有什么“出息”，她不想离开这个地方，“爸爸在德安县城开旅馆，妈妈在陕西娘家打工，姑姑在深圳，大伯也在广东。”一家人就剩下爷爷奶奶守着个老屋带着几个孩子。爷爷说，67岁了，现在不比当年，又要干活又要带孩子，吃不消了。
“现在家里有五个孩子，他们还想生，这将这么办好？”爷爷说，“我也劝过他们回来，但是他们哪里肯听？钱也没搞到钱。”
爷爷种了几亩田，都是水稻，“这些粮食就自己吃，也没有别的收入了，猪也没有养。孙子外孙们的生活费一般都是由子女们负担，但是总有不寄钱回来的时候。”爷爷很无奈，好不容易拉扯完了儿女们，现在又要照顾孙子外孙们。
还好，汪斌的性格像男孩一样，经常帮着爷爷照顾弟弟妹妹们，最小的弟弟也只听这个姐姐的话。方老师说汪斌就像个假小子，不喜欢穿男孩衣服，却超级喜欢运动，是全校的篮球主力，“好多男生都打得没她好。”
但是爷爷奶奶并不是知道汪斌的爱好，他们总是怪爷爷给孙女取错了个男孩名。“爸爸妈妈，他们就更不知道了，”汪斌说，爸爸在县城里，她很少去那里，有时间，她宁愿在白水街和伙伴们一起打篮球、兵乓球、游泳。妈妈上次回来是两年前，回来的时候给她带来件红色的羽绒服，很暖和，“比之前穿过的所有棉袄都要暖和。”妈妈走后，她继续着她的运动和成长，却学会不再去想不该想的事情。她真的不想妈妈吗？
“不想想。”她低下头说。
汪斌有个小姑，在深圳工作，去年刚回来生下儿子给老人照顾就甩手回到城市。但是小姑曾邀请汪斌去深圳玩，她在那里见到了游泳池，“好大好大的一个房间，好蓝的说，”汪斌说，“但是我觉得还没有山后面的水库好玩。”爷爷不准她去水库游泳，她没有办法只好偷着去。
